这篇论文在学界最常被记住的，是它的主旨之外的副产品：为论证“合成文本被误当作有意义”这一伤害机制，它顺带给出了全篇对语言模型最精确的一次界定。界定的措辞极为审慎，锋芒不在“鹦鹉”这个修辞，而在三重限定的叠加。

“语言模型不过是一个依据形式如何组合的概率信息、把它在庞大训练数据中观察到的语言形式序列无所指向地缝合起来的系统，全然不涉任何意义——一只随机鹦鹉。”

——Bender, Gebru et al., FAccT '21: 617（中译文）

缝合是无所指向的，其依据是概率信息，而整个过程“不涉任何意义”：意义于是被完整地移出了机器的运作之外。这不是一句情绪化的贬低，而是一个结构清晰的哲学断言。但判决的真正支点并不在对模型运作的观察，而在一个被当作常识、却从未被论证的意义定义——该文承袭的界定是：语言是符号系统，即形式与意义的配对；而语言模型的训练数据只是形式，它们无从通达意义。

“语言模型生成的文本并不接地于交际意向、任何世界模型或任何读者心智模型——它不可能接地，因为训练数据从未包含与倾听者分享思想这回事。”

——同上，p.616（中译文）

预设暴露得最彻底的一处，在“连贯性在观者眼中”一节。作者承认模型已能产出看似连贯的长文本，随即以一个转折收回：连贯之所以只是“看似”，是因为它在观者眼中；“我们对连贯的理解，源自我们在语境中识别对话者信念与意图的能力”。意义与连贯由此被完整判归观者一侧——它既不在文本之中，也不在生成之中。至此，表征主义三重困锁的前两重——意义先于物质、人类主体的认识论垄断——在一篇技术论文的字里行间联合登场。

本刊并不打算否认它看到的现象：人类解释者在意义完成中确乎不可或缺。被拒绝的，是把意义整体锁定于观者心智的单极图式——而松动这一图式所用的工具，不是反驳，而是一个更先前的问题：观者与被观文本之间的那条分界，本身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这一步改写，本记只作预埋。

可收进本研究的：随机鹦鹉论的全部关键措辞与页码（p.611／616／617）；“观者眼中”的衍射改写接口。留在门外的：把它当作“完整意义理论”来打靶——本刊只取其显题化的预设。
下一篇：同一条断口的文化批判版本——巴特与他的“自然化”。

巴特的符号学直接继承索绪尔“能指／所指”的二元结构，却在此基础上搭起了更高的两级：直指为第一级——符号的字面义；涵指为第二级——符号在文化语境中被附加的情感、价值与联想；神话则是第二级的特殊形态——涵指被自然化，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文化意涵被呈现为普遍的、不言自明的真理。这篇文章系统地复述了这一框架，价值恰在于把“自然化”的手艺摆在最容易被看清的地方。

“神话不是对象、概念或观念，而是一种意指方式、一种形式。”

——巴特《神话学》1972: 109（转引自 Barus et al. 2025，底稿所标）

自然化即去政治化。经典案例是葡萄酒：它不只“指涉”一种饮品，更被编码为法兰西民族健康、力量与共同体精神的象征——而这一编码被呈现为“天然如此”，仿佛法国人与葡萄酒的关系是自然的、而非经济与社会力量的产物。衍射的入口正在这个“手艺”上：当模型生成一段看似连贯、有说服力的文本，其措辞、结构与风格所携带的意指方式，同样被呈现为语言的“自然”产出；而构成这一效果的物质条件——语料的偏斜分布、注意力权重的特定配置、对齐规范的筛选——则被留在视野之外。Gen AI 由此可被读作一台装置化的神话生产机器：它不只在内容层面复制偏见，更在形式层面执行了巴特所揭示的那道操作。

但必须承认巴特的边界。即使在他的扩展中，符号学的底层架构仍然忠于索绪尔：整个三级系统预设了一个逐层叠加的模型，其中每一层的意义都以某种方式先于其物质实现——符号“代表”某物这一基本假定从未被动摇，巴特展示的只是这一“代表”如何被意识形态所利用。意义的政治性已经被看到，意义的物质性仍未入场。本刊因此把巴特读作过渡性人物：接过他“自然化”的批判杠杆，拒绝让他停留在意指系统的内部。

可收进本研究的：自然化＝意识形态操作；“装置化神话生产”的类比就此立起，通向第四章。留在门外的：在符号层内部寻求物质性的补救——多走的一步仍停在同一张地板上。
下一篇：回到地基本身——索绪尔的第三度讲义。

这篇讲稿未经编者体系化修饰，某些关节反而裸露。索绪尔把符号的任意性郑重标举为“第一原理或第一条初始真理”，随即作了一个极易被略过、却至关紧要的限定：任意性并非就个人的自由选择而言，而是“就概念而言”——音响形象内部没有任何东西把它特别地系于那个概念。拟声词与感叹词两个看似“有自然纽带”的反例，被他轻易化解：它们“淹没在语言的物质团块之中”。这一步的分量在于，它所否弃的不只是音与义之间的相似或摹仿，而是能指之物质性与所指之观念性之间任何内在的、被驱动的关联本身。

“连接特定音响形象与特定概念、并由此赋予它以符号之价值的那条纽带，是一条根本上任意的纽带。”

——Saussure《第三度讲稿（1910–1911）》，Komatsu 编、Harris 译（底稿所标）

真正暴露立场之激进的，是他论及“价值”时与经济价值所作的那一处反衬——一个在通行《教程》的体系化修饰中易被抹平、却在听课笔记里裸露无遗的关节。他说，一块价值五万法郎的土地，其价值“至少在一侧，其根基、其根须扎在物之中”，故纵有波动，某种有形的基础仍在；而语言符号恰恰相反——“在构成符号的联结里只有两个价值，别无其他”。这“别无其他”四字，是任意性原理推到尽处的后果：符号的价值悬浮于纯粹的关系差异之中，不扎根于任何有形之物。他甚至补上一句意味深长的让步：“若说符号的哪一侧还能自称有某种内在基础，那也只会是概念这一侧”——能指栖身的那个物质维度，被明确判为无内在基础可言。至此，物质性不是被贬低为意义的载体，而是被彻底逐出意义之构成；意义成了一场无物质余数的差异游戏。表征主义由此抵达它在语言理论中的纯化形态。

需要说明的是，指认这一驱逐，并非要以某种前索绪尔式的乡愁去恢复音与义之间的“自然纽带”——差异确实是意义成立的条件，这一点索绪尔并未错。要翻转的不是“任意性”这一洞见，而是由它引出的那个后果：“符号没有任何有形基础”。而翻转的杠杆，恰恰藏在他用以完成驱逐的那把尺子里——既然驱逐靠的是“扎根于物 vs 无有形基础”的对照，那么一旦意义被指认为在某个物质—数学的装置中被差异性地切割出来，这把尺子便可反向使用。准星由此预埋：第三章将对准那个被判为“别无其他”的位置，指认出它的当代形态。

可收进本研究的：“任意性—价值论”双层根源诊断；向第三章(二) 预埋的反驳准星。留在门外的：把任意性原理当作“错误”来反驳——本刊只翻转它被引出的那个后果。
外围环至此 3/3 收束——三篇合读，第一章的符号学铺陈束成形：断口在哪里开始，重新提问的入口就在哪里。